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发展阶段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关键路径。如何促进人口、资源与公共服务等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成为近年来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重要问题。然而，城乡融合并非仅仅意味着空间的物理接近或资源的简单转移，更涉及多层次的制度整合、社会网络重构与生活方式重塑。

在这一复杂转型过程中，基础设施作为连接空间、承载制度、组织社会实践的重要中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常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硬支撑”，作为前置性条件被纳入宏观发展战略之中。然而，这种以技术—经济逻辑为主导的理解，往往忽视了基础设施在社会建构过程中的深层功能。近年来，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对基础设施问题的持续关注，“基础设施转向”逐渐兴起。该视角强调：基础设施不仅具有物理形态与技术逻辑，更作为制度性安排、关系性网络与文化表征的复合体，在组织社会实践、建构权力关系与形成集体认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转向为理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了重要启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大规模、高强度、系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高铁、高速公路、宽带网络等，对于城乡格局的塑造力不容忽视。城乡之间的物理距离和要素通达性得到显著改善，但社会差距、制度壁垒与文化认同的区隔却仍然存在。城乡之间不仅需要“通”与“联”，更需要“整”与“融”。因此，基础设施在城乡融合中的关键作用，并不止于促进资源流动或改善接入条件，更在于它如何通过制度化配置、关系性建构与文化性嵌入，重新组织城乡社会的结构逻辑与互动机制，进而推动城乡关系从物理联通走向深层整合。

物质性支撑：塑造空间格局与要素流动

基础设施最直接、最直观的表现是其物质性与技术性。从宏观层面看，基础设施塑造了新的区域空间格局，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促进区域一体化；从微观层面看，基础设施改善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条件，提高了出行、就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可达性与便利性。

基础设施的物质性支撑作用不仅贯通了城乡社会空间，更在深层次上重构了二者的互动逻辑。在以往城乡关系中，农村往往被视为资源或人口的“输出地”，这种单向度的流动模式强化了城乡结构的非对称性。而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与信息网络的延伸，为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提供了可能，使农村从被动接收的发展客体逐步转化为主动参与生产、分配与消费过程的社会空间。

基础设施通过提升空间可达性、压缩时空距离，为产业要素的重新配置与人口迁移的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化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城乡不再是静态对立的二元结构，而是通过基础设施网络连接起来的功能性节点，其间的关系趋向流动化与网络化。以“十四五”时期贵州省农村公路路网结构优化为例，县乡村道路提质升级显著增强了建制村与区域交通体系之间的网络化联系。这一过程不仅改变了居民的出行方式，也通过降低物流成本、拓展市场边界、引入外部资源等，重构了乡村经济体系中的价值链与产业结构。更重要的是，这种基础设施主导的空间重组，也带来了地方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新排列，激活了社区主体的能动性，为城乡融合的多元互动奠定了现实基础。

关系性建构：重塑社会网络与空间秩序

“基础设施转向”强调，基础设施并非只是客观存在的技术系统，其深嵌于社会关系之中，是社会网络与制度安排的产物，也反过来塑造社会结构与资源分布。基础设施通过影响信息、资本与资源流动的路径和速度，重新定义城乡之间及城乡内部的社会联系，改变群体之间的互动方式。

首先，基础设施通过调整资源流向和流量，重构了城乡社会网络结构。它不仅打破了传统的中心—边缘模式，使边缘地区得以获得更多资源与社会联系，弱化了地域隔阂，更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关系网络的多元化与开放性。

其次，基础设施通过空间配置，赋予了城乡空间明确的功能定位与分工，推动原本松散或重叠的社会空间向有序化、功能化方向演变。这种有序化不仅表现为物理空间的连续性与系统性，更体现在社会制度、服务体系与治理结构的嵌入性上。当然，基础设施在为弱势群体提供新机会的同时，也可能催生新的区隔与不平等。

最后，基础设施具有象征意义和文化意义，它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具象体现，也是构建社会认同的关键媒介。从城市地标到乡村公路，基础设施塑造了人们对空间的感知与情感归属，并影响着城乡居民的身份认同与社会想象。

制度性功能：推动治理创新与社会整合

基础设施不仅是技术系统与物质装置的总和，更是制度运行与权力实践的空间化载体。它通过一系列标准、规程与配置机制，将抽象的治理逻辑具体化、可视化，使制度规则嵌入人们的日常实践之中，进而稳定社会秩序并建构治理框架。其制度性功能主要体现在其对社会规则的设定与秩序形态的组织上，是实现城乡融合过程中制度整合与治理重构的关键机制。

首先，基础设施的制度化配置是实现治理资源下沉的重要工具。在城乡融合背景下，信息基础设施、数字政务平台、服务网络系统等，不仅改善了基层行政能力，也在根本上推动了城乡之间制度接入机会的均等化。近年来，我国政府持续推进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县县通5G，村村通宽带”，并逐步将数字技术融入农村经济与社会生活。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获得能力，越来越多地通过基础设施所支撑的治理系统加以实现，进而打破原有体制结构中的行政边界与资源壁垒。

其次，基础设施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不仅传递着国家意志，也构成了地方社会制度实践的重要支点。其规划与实施不仅是工程问题，更是政策导向、制度设计与社会协商交织的过程。此外，基础设施项目往往通过标准化与规模化，塑造社会空间的尺度与层级，影响社会关系的边界与网络结构。通过这些制度化手段，基础设施促进城乡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增强社会整合与制度信任。

然而，这一过程也面临着结构性张力：基础设施投资往往优先倾向于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可能加剧区域差距；标准化与技术化的治理模式也可能忽视地方社会的文化多样性与需求差异。因此，实现基础设施的整合功能，需要超越技术理性，更加关注公平性与包容性。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议题，而基础设施则构成了其空间组织与社会整合的重要支撑。基础设施不仅影响资源流动与空间通达，更通过嵌入社会关系与制度安排，参与社会秩序与治理结构的建构。未来，基础设施建设应超越工程导向，转向更具社会性、制度性与文化适应性的视野，使其真正成为支撑社会整合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平台，推动城乡融合从“物的联通”迈向“社会整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空间重构与福利再生产研究”（21BSH16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